慮天下者，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，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。然而，禍常發(fā)于所忽之中，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。豈其慮之未周歟？蓋慮之所能及者，人事之宜然，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，天道也。籌劃國家大事的人，常注重艱難危險的一面，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，防范隨時(shí)會(huì )出現的可怕事件，而遺漏不足疑慮的事件。然而，災禍常常在疏忽之際發(fā)生，變亂常常在不加疑慮的事上突起。難道是考慮得不周到嗎？大凡智力所能考慮到的，都是人事發(fā)展理應出現的情況，而超出智力所能達到的范圍，那是天道的安排呀！

當秦之世，而滅諸侯，一天下。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，變封建而為郡縣。方以為兵革不可復用，天子之位可以世守，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，而卒亡秦之社稷。漢懲秦之孤立，于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，以為同姓之親，可以相繼而無(wú)變，而七國萌篡弒之謀。武、宣以后，稍削析之而分其勢，以為無(wú)事矣，而王莽卒移漢祚。光武之懲哀、平，魏之懲漢，晉之懲魏，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。而其亡也，蓋出于所備之外。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，求人于疑似之際而除之，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。宋太祖見(jiàn)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，盡釋其兵權，使力弱而易制，而不知子孫卒困于敵國。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、蓋世之才，其于治亂存亡之幾，思之詳而備之審矣。慮切于此而禍興于彼，終至亂亡者，何哉？蓋智可以謀人，而不可以謀天。秦始皇剿滅諸侯，統一天下后，認為周朝的滅亡在于諸侯的強大，于是改封建制為郡縣制。滿(mǎn)以為這樣一來(lái)就會(huì )根除戰爭動(dòng)亂，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，卻不知漢高祖在鄉野間崛起，最終顛覆了秦朝的江山。漢王室鑒于秦朝的孤立無(wú)輔，大肆分封兄弟、子侄為諸侯，自以為憑著(zhù)同胞骨肉的親情，可以共輔江山，不生變亂，然而吳王劉濞等七國還是萌生了弒君篡位的陰謀野心。漢武帝、漢宣帝之后，逐漸分割諸侯王的土地，削弱他們的勢力，這樣便以為平安無(wú)事了，沒(méi)想到外戚王莽最終奪取了漢家的皇位。光武帝劉秀借鑒了西漢（哀、平）的教訓，曹魏借鑒了東漢的教訓，西晉借鑒了曹魏的教訓，各自借鑒其前代的教訓而進(jìn)行防備，可他們滅亡的根由，都在防備的范圍之外。唐太宗聽(tīng)傳言說(shuō)：將有帶“武”字的人殺戮唐室子孫，便將可疑之人找出來(lái)統統殺掉?？晌鋭t天每天侍奉在他身邊，卻怎么也沒(méi)想到她。宋太祖看到五代的節度可以制伏君王，便收回節度使的兵權，使其力量削弱，容易對付，哪料想子孫后代竟在敵國的困擾下逐步衰亡。這些人都有著(zhù)超人的智慧，蓋世的才華，對國家亂亡的誘因，他們可謂考慮得細致，防范得周密了，然而，思慮的重心在這邊，災禍卻在那邊產(chǎn)生，最終免不了滅亡，為什么呢？或許智力謀劃的只是人事的因素，卻無(wú)法預測天道的安排。

良醫之子，多死于??；良巫之子，多死于鬼。豈工于活人，而拙于謀子也哉？乃工于謀人，而拙于謀天也。古之圣人，知天下后世之變，非智慮之所能周，非法術(shù)之所能制，不敢肆其私謀詭計，而唯積至誠，用大德以結乎天心，使天眷其德，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。故其子孫，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，而天卒不忍遽亡之。此慮之遠者也。夫茍不能自結于天，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(luò )當世之務(wù)，而必后世之無(wú)危亡，此理之所必無(wú)者，而豈天道哉！良醫的兒子難免會(huì )病死，良巫的兒子難免死于神鬼，難道是善于救助別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嗎？這是善于謀劃人事而不善于謀利天道??！古代的圣人，知道國家將來(lái)的變化，不是人的智謀能考慮周全的，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，不敢濫用限謀詭計，只是積累真誠，用大德來(lái)感動(dòng)天心，使上天顧念他（對百姓）的恩德，像慈母保護初生嬰兒那樣不忍心舍棄。盡管他的子孫有愚笨不賢良足以使國家滅亡的，而上天卻不忍心立即滅其家國，這才是思慮得深遠呀！假如不能用大德贏(yíng)得天心，僅憑著(zhù)微不足道的智謀，包攬天下的事務(wù)，想使國家沒(méi)有希望危亡，這從道理上是講不過(guò)去的，難道天意會(huì )如此安排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