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四月，取郜大鼎于宋，納于大廟，非禮也。夏四月，魯桓公從宋國取得原屬郜國的傳國大鼎，放進(jìn)太廟，這是不符合禮儀的。
臧哀伯諫曰：“君人者，將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；猶懼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孫。是以清廟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鑿，昭其儉也；袞冕黻珽，帶裳幅舄，衡紞纮綖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鞛，鞶厲游纓，昭其數也；火龍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钖鸞和鈴，昭其聲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，儉而有度，登降有數。文物以紀之，聲明以發(fā)之，以臨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懼，而不敢易紀律。今滅德立違，而置其賂器于大廟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誅焉？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寵賂章也。郜鼎在廟，章孰甚焉?武王克商，遷九鼎于雒邑，義士猶或非之，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。其若之何？”公不聽(tīng)。 臧哀伯規勸桓公說(shuō)：“作百姓君主的人，要發(fā)揚德行，堵塞違禮的行為，以便監察百官，就這樣還怕有不足之處，還要顯示各種美德以傳示子孫。所以那清靜肅穆的太廟用茅草做屋頂，祭祀天地的車(chē)子用草席做墊子，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調和，黍稷、糕餅等祭品不用舂過(guò)的好米，這些是為了顯示節儉。祭祀的禮服、禮冠，蔽膝、大圭，腰帶、裙子、綁腿、靴子、冠上的橫簪、冠旁的填繩、系冠的帶子、冠頂的蓋版，這些是為了顯示等級上的差別。玉墊、刀飾、革帶、帶穗、旌旗上的飄帶、馬頸上的革帶，這些是為了顯示數量上的差別。禮服上火形、龍形、斧形、弓形等花紋，這些是為了顯示紋彩上的差別。用五色繪出各種圖象來(lái)裝飾器物服飾，這是為了顯示器物物色的差別。馬鈴、大小車(chē)鈴、旗鈴，是為了顯示聲音節奏，旌旗上畫(huà)的日、月、星辰，是為了顯示光明。所謂德行，就是節儉而有法度，事物的增減都有一定的數量，并用紋彩和顏色加以標志，用聲音和光亮加以表現，以此來(lái)監察百官，百官這才警戒畏懼，而不敢違反法度?，F在君王毀滅德行，樹(shù)立違禮的壞榜樣，把別國賄賂的寶器安放在太廟里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。百官都來(lái)效法，君王又用什么去懲罰他們呢？國家的衰敗，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。官吏喪失德行，則是由于國君寵愛(ài)和賄賂風(fēng)行的原故。郜鼎放在魯國的太廟，還有比這更公開(kāi)的賄賂嗎？武王打敗殷商，將九鼎搬到王城，義士尚有批評他的，更何況將標志違禮作亂的賄賂之器放在太廟，又該怎么樣呢？”桓公不聽(tīng)。
（周內史聞之，曰：“臧孫達其有后于魯乎！君違，不忘諫之以德?！保?。（周朝的內史聽(tīng)到這件事，說(shuō)：“臧孫達的后代大概會(huì )在魯國世代享受爵祿吧！國君違禮，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規勸?！保?/span>
夏四月，魯桓公從宋國取得原屬郜國的傳國大鼎，放進(jìn)太廟，這是不符合禮儀的。 臧哀伯規勸桓公說(shuō)：“作百姓君主的人，要發(fā)揚德行，堵塞違禮的行為，以便監察百官，就這樣還怕有不足之處，還要顯示各種美德以傳示子孫。所以那清靜肅穆的太廟用茅草做屋頂，祭祀天地的車(chē)子用草席做墊子，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調和，黍稷、糕餅等祭品不用舂過(guò)的好米，這些是為了顯示節儉。祭祀的禮服、禮冠，蔽膝、大圭，腰帶、裙子、綁腿、靴子、冠上的橫簪、冠旁的填繩、系冠的帶子、冠頂的蓋版，這些是為了顯示等級上的差別。玉墊、刀飾、革帶、帶穗、旌旗上的飄帶、馬頸上的革帶，這些是為了顯示數量上的差別。禮服上火形、龍形、斧形、弓形等花紋，這些是為了顯示紋彩上的差別。用五色繪出各種圖象來(lái)裝飾器物服飾，這是為了顯示器物物色的差別。馬鈴、大小車(chē)鈴、旗鈴，是為了顯示聲音節奏，旌旗上畫(huà)的日、月、星辰，是為了顯示光明。所謂德行，就是節儉而有法度，事物的增減都有一定的數量，并用紋彩和顏色加以標志，用聲音和光亮加以表現，以此來(lái)監察百官，百官這才警戒畏懼，而不敢違反法度?，F在君王毀滅德行，樹(shù)立違禮的壞榜樣，把別國賄賂的寶器安放在太廟里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。百官都來(lái)效法，君王又用什么去懲罰他們呢？國家的衰敗，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。官吏喪失德行，則是由于國君寵愛(ài)和賄賂風(fēng)行的原故。郜鼎放在魯國的太廟，還有比這更公開(kāi)的賄賂嗎？武王打敗殷商，將九鼎搬到王城，義士尚有批評他的，更何況將標志違禮作亂的賄賂之器放在太廟，又該怎么樣呢？”桓公不聽(tīng)。 （周朝的內史聽(tīng)到這件事，說(shuō)：“臧孫達的后代大概會(huì )在魯國世代享受爵祿吧！國君違禮，他不忘用德行加以規勸?！保?/span>
《臧哀伯諫納郜鼎》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”并“納于大廟”這件事的“非禮”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禮呢?禮的范疇極其廣泛，內容極其復雜，但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本書(shū)《鄭莊公戒飭守臣》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(shuō)：“禮，經(jīng)國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?！比绻媒裉旄泻隙Y的歷史本質(zhì)的話(huà)說(shuō)，它是奴隸制社會(huì )和封建制社會(huì )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(huì )規范、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，它規范并制約著(zhù)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(huì )成員的思想和言行。所以，刪改《春秋》的孔夫子才說(shuō)：“不學(xué)禮，無(wú)以立”（《論語(yǔ)·季氏》）；君子“約之以禮”《論語(yǔ)·雍也》）；“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”（《論語(yǔ)·為政》）；“為國以禮”（《論語(yǔ)·先進(jìn)》）；“克己復禮為仁”（《論語(yǔ)·顏淵》）；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(tīng)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(dòng)”（《論語(yǔ)·顏淵》）……聯(lián)系古今關(guān)于禮的界說(shuō)和孔夫子這些關(guān)于禮的言論，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么非要冒著(zhù)觸怒魯桓公的風(fēng)險，向他“發(fā)表”這篇諫辭了；也就不難理解《臧哀伯諫納郜鼎》一開(kāi)始就說(shuō)，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納于大廟，非禮也”了。臧哀伯這篇諫辭，并不先說(shuō)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納于大廟”這件事如何不對，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，首先提出“君人者”最根本的社會(huì )職責是“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”；接著(zhù)就從禮制這個(gè)大視角，連用七個(gè)排比句，從七個(gè)方面，即“昭其儉”、“昭其度”、“昭其數”、“昭其文”、“昭其物”、“昭其聲”、“昭其明”，來(lái)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(shí)這一根本社會(huì )責任；然后，話(huà)鋒一轉，才落到桓公“納郜鼎”這件“滅德立違”的事情上來(lái)。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后果以后，還用周武王克商后“遷九鼎于雒邑”招來(lái)“義士”非議的歷史教訓，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“滅德立違”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。這篇諫辭如此行文，不僅條理清楚，層次分明，結構謹嚴，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，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，具有極強的藝術(shù)感染力。至于諫辭中用了近乎后世才產(chǎn)生的賦的手法，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，那也是行文的需要，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(shí)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(guān)系。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(fā)展過(guò)程中，都會(huì )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淀層，而每個(gè)積淀層都會(huì )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(shí)代烙印。因此，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(shí)候，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(chǎng)去審視，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，去感悟，拋棄其“封建性糟粕”，吸取其“民主性精華”?？梢钥隙ǖ卣f(shuō)，“君人者，將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”，“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寵賂章也”云云，直到今天，其“合理內核”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。
臧哀伯諫納郜鼎題解
《臧哀伯諫納郜鼎》選自《左傳·桓公二年》。前710年的春天，宋國太宰華父督殺死司馬孔父嘉，并占有了孔父嘉“美而艷”的妻子。宋殤公為此很生氣，華父督害怕，就干脆把殤公也殺了，另立宋莊公。華父督為了取得各諸侯國對此事的默認，先后對齊、陳、鄭、魯等國進(jìn)行賄賂。魯桓公接受了宋國送給的郜鼎，并把它安放在太廟里。魯國大夫臧哀伯認為這樣做“非禮”，會(huì )導致官員腐敗，甚至導致國家敗亡。于是對桓公進(jìn)行勸諫。
臧哀伯諫納郜鼎評析
《臧哀伯諫納郜鼎》的中心內容是臧哀伯批評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”并“納于大廟”這件事的“非禮”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禮呢?禮的范疇極其廣泛，內容極其復雜，但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本書(shū)《鄭莊公戒飭守臣》一文的評論文字所說(shuō)：“禮，經(jīng)國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?！比绻媒裉旄泻隙Y的歷史本質(zhì)的話(huà)說(shuō)，它是奴隸制社會(huì )和封建制社會(huì )貴族等級制度下的社會(huì )規范、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，它規范并制約著(zhù)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會(huì )成員的思想和言行。所以，刪改《春秋》的孔夫子才說(shuō)：“不學(xué)禮，無(wú)以立”（《論語(yǔ)·季氏》）；君子“約之以禮”《論語(yǔ)·雍也》）；“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”（《論語(yǔ)·為政》）；“為國以禮”（《論語(yǔ)·先進(jìn)》）；“克己復禮為仁”（《論語(yǔ)·顏淵》）；“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(tīng)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(dòng)”（《論語(yǔ)·顏淵》）……聯(lián)系古今關(guān)于禮的界說(shuō)和孔夫子這些關(guān)于禮的言論，就不難理解作為魯大夫的臧哀伯為什么非要冒著(zhù)觸怒魯桓公的風(fēng)險，向他“發(fā)表”這篇諫辭了；也就不難理解《臧哀伯諫納郜鼎》一開(kāi)始就說(shuō)，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納于大廟，非禮也”了。
臧哀伯這篇諫辭，并不先說(shuō)魯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納于大廟”這件事如何不對，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勢，首先提出“君人者”最根本的社會(huì )職責是“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”；接著(zhù)就從禮制這個(gè)大視角，連用七個(gè)排比句，從七個(gè)方面，即“昭其儉”、“昭其度”、“昭其數”、“昭其文”、“昭其物”、“昭其聲”、“昭其明”，來(lái)闡明君主如何體現和落實(shí)這一根本社會(huì )責任；然后，話(huà)鋒一轉，才落到桓公“納郜鼎”這件“滅德立違”的事情上來(lái)。并在指出這一事件必將導致的惡劣后果以后，還用周武王克商后“遷九鼎于雒邑”招來(lái)“義士”非議的歷史教訓，警醒魯桓公必須清醒地認識這種“滅德立違”的錯誤舉措的危害性。這篇諫辭如此行文，不僅條理清楚，層次分明，結構謹嚴，具有強烈的邏輯能力，而且氣勢顯得特別恢弘，具有極強的藝術(shù)感染力。至于諫辭中用了近乎后世才產(chǎn)生的賦的手法，鋪敘大量我們今天頗感陌生的具體事物，那也是行文的需要，因為這些事物都和當時(shí)的典章制度有密切關(guān)系。
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，任何一種文化在它的發(fā)展過(guò)程中，都會(huì )形成許多或厚或薄的積淀層，而每個(gè)積淀層都會(huì )或深或淺地打上它的時(shí)代烙印。因此，在閱讀和欣賞此文的時(shí)候，也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(chǎng)去審視，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去分析，去感悟，拋棄其“封建性糟粕”，吸取其“民主性精華”?？梢钥隙ǖ卣f(shuō)，“君人者，將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”，“國家之敗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寵賂章也”云云，直到今天，其“合理內核”還有很好的垂誡作用和警示作用。